他出身豪門，卻為支持革命而散盡家產，而其與中國近代革命之父孫中山的相識相知，更釀造了一段佳話

　　文 | 武汐瀅

　　今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將迎來100周年。但事實上，這一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統(tǒng)治，為現代中國的奠基起到深遠影響的重要事件，并不僅僅局限于武昌起義時的那一聲槍響，它囊括了從1894年興中會落成，到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再到討伐袁世凱的整個過程，而鮮為人知的是，在這期間，愛國華僑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他們慷慨捐助了總額高達1000萬港幣的革命經費，成為支撐革命者們堅持戰(zhàn)斗的強大后盾。

　　其中，李紀堂更是這些華僑們的杰出代表。興中會成員馮自由在《革命逸史》之“李紀堂事略”中寫到，“清季革命黨員捐助歷次起義軍餉最巨者，以李紀堂為第一”，并對李紀堂冠以“革命富人”之稱。

　　李紀堂，19世紀香港富商李升的第三子。這位出身豪門的富家子弟，為支持革命而散盡家產，最后落魄到被人救濟的田地。得其大半生資助的孫中山，為其題字“博愛”二字。

　　初成革命郎

　　李紀堂(1874~1943)，名柏，號紀堂，學名寶倫，廣東新會七堡沖歷村人，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生于香港。李紀堂之父李升1854年來港創(chuàng)業(yè)，因其擅長經營，從金錢兌換業(yè)務起家，一步步發(fā)展到土地買賣、船舶租賃以及船只物品供應業(yè)務，終成為當時的香港首富。李升死后，留給八個兒子巨額遺產。作為第三子，李紀堂分得“益隆銀號”，擁金百萬。

　　青年時的李紀堂愛好習武，飛騎習射、擊球操舟，樣樣在行，且為人好俠重義。19世紀末20世紀初，香港政府招募義勇軍以維護地方秩序，李紀堂得聞后應征入隊，并任隊長。彼時的香港，粵劇鼎盛，高升戲院和重慶戲院都是演到晚間才散場，便常有流氓無賴趁夜當街騷擾婦女。李紀堂把巡查重點放于兩戲院之間，如遇侮辱婦女之行徑，先是喝令制止，若對方不聽，便手持義勇隊手杖抽打。“李三少”的名號由是流傳于街坊。

　　1894年，21歲的李紀堂在日本三菱煤炭公司代理郵船會社管賬，當時的他尚不知道，與一位革命者的相遇，將徹底改寫自己的人生。

　　1895年10月，孫中山乘郵船會社的“廣島丸”號經香港前往日本，其時，他領導的第一次廣州起義剛告失敗。李紀堂早聞孫文之名，當得知船上著白夏布長衫、留辮子的正是孫文時，便登船拜訪，聆聽完孫中山對時局的分析，大為觸動。此后，二人開始頻繁書信往來，暢論政局。

　　1900年春，義和團運動爆發(fā)，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內外交困。心系時局的李紀堂因一次偶然機會結識了革命黨人謝贊泰，并在謝的引薦下加入興中會香港總會。入會后的李紀堂與楊衢云、陳少白等幾位革命黨人一起組成了興中會早期的骨干力量。

　　同年6月，孫中山乘船自日本返回香港，準備借清政府無暇顧及之機發(fā)動武裝起義。陳少白帶李紀堂上船謁見孫中山，孫大喜，當即委任李紀堂為財政主任，負責保管帳款，并交予其2萬元，后李自掏3萬，共5萬元作為起義費用。

　　財為革命傷

　　旨在反清的惠州起義，是孫中山為辛亥革命運動進行準備時發(fā)起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武裝起義。1900年10月，起義軍在廣東惠州三洲田發(fā)動攻勢，由興中會會員鄭士良負責指揮。前期起義軍屢敗清軍，但因日本禁止了孫中山在日本訂購的軍火出口，起義被迫終止。起義期間，隊伍的給養(yǎng)補充，義師解散后的遣散、撫恤費用，均由李紀堂獨力承擔，計銀十六七萬元。

　　1901年，李紀堂在新界青山投資一萬余元，購地250畝，創(chuàng)辦畜牧圃植場，從事種植和畜牧。又在中環(huán)街市開設“青山棧”商店，專門出售青山農場的產品，獲利豐厚。場里工人400余人，一半是三洲田起義失敗后前來就業(yè)的。

　　是年9月26日，謝纘泰與李紀堂密議，決定聯合前太平天國瑛王洪全福與三合會(反清秘密組織)勢力，再次在廣州發(fā)動反清起義。洪全福是洪秀全堂侄，太平天國起義失敗后隱居香港，洪門會黨成立后，被推為首領。

　　洪全福提議籌餉50萬元，召集全省洪門大舉起事，定國號“大明順天國”。李紀堂則慷慨允諾以個人財力負擔全部軍餉經費，他通盤計算所得遺產和個人產業(yè)，約值100余萬，抱著毀家紓難的決心，認為“縱完全失敗亦不過遺產全無”。

　　此次起義密謀與準備歷時一年多。香港方面由李紀堂籌劃組織，廣州方面由洪全福等人組織。在香港上環(huán)德忌笠街設起義總機關，在廣州同興街信義洋貨店等處設20余機關，又向沙面陶德洋行訂購大批軍械槍支，李紀堂支付了該筆定金10余萬元。

　　謝纘泰提議攻占廣州后，推舉容閎為臨時政府大總統(tǒng)。李紀堂表示自己不受封賜，只提出請興中會領袖孫中山與容閎共同為元首。籌備就緒后，眾人決定于1903年正月初一日發(fā)動起義，然計劃不幸泄露，穗、港兩地的起義機關被清廷搜查，起義宣告失敗。李紀堂則再次擔負起安置逃亡人員、撫恤遣族的善后費用。

　　貧不負革命

　　起義失敗時，李紀堂已為革命耗去了大半家財，經濟漸顯拮據。但此后一年，他仍堅持陸續(xù)救濟革命報刊《中國日報》，出資贊助改良粵劇宣傳革命。并先后兩次冒險經營，抵押私產，籌借現款，走私戰(zhàn)爭物資，以圖革命之資，但均告失敗，共虧去50余萬元。

　　1908年春，因巨額的革命捐款與經營虧損交疊，李紀堂全面破產，雖用“益隆銀號”產業(yè)抵押所揭款項，至歲末仍未能償還，被大債主香港昌盛金鋪臺山商人余和行、余道生控告入獄，至同年底才獲釋。

　　出獄后，李紀堂靠青山農牧場的一些產品維持家計，但革命意志依舊不衰。青山農牧場地處偏僻，他常將農牧場主動開放，用作革命黨人進出內地各省開展革命活動的隱蔽所和試驗武器彈藥的試驗場。1907年黃岡起義失敗，革命黨人余繼成逃亡至港，為避搜捕，藏匿于李紀堂經營的青山農牧場，得到了李的妥善安置和供養(yǎng)。此外，汪精衛(wèi)、黎仲實等人亦在此做過爆烈品試驗。

　　民國成立后，李紀堂先后擔任廣東地方交通管理處處長、廣東公路局局長，因不善官場交往，均未做長。1921年，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tǒng)職，得知李紀堂處境艱難，電召其來廣州，委以大本營庶務局局長之職，負責北伐軍的行政事務。同年6月，廣東軍政領袖陳炯明因二次革命期間與孫中山政見不合，炮轟總統(tǒng)府，企圖謀害孫中山，孫中山被迫逃離廣州，李紀堂亦被迫再次潛回鄉(xiāng)間。后孫中山雖有回勢，李紀堂得以恢復原職，但1925年孫中山逝世后，李紀堂受到當局冷落，只得閑居廣州或在香港公寓隱居。

　　1938年秋，日軍占領廣州，李紀堂走避回港。此時，青山農牧場早已變賣，寓所也易了主人，李紀堂只得以每月30余元的廉價租金，在散落不少墳墓的何文田地區(qū)租得一層樓房棲身。1940年，國民政府某駐香港機關獲悉李紀堂的窘況，每月接濟他200元港幣。

　　1943年夏，李紀堂因心臟病被送入李子壩武漢療養(yǎng)分院醫(yī)治，當局特拔款3萬元為醫(yī)療費用，但仍難挽病身。10月，李紀堂不治逝世，享年七十。李紀堂的喪禮十分隆重，除家屬外，眾多革命友人皆來祭奠。辛亥革命元老馮自由更作挽詩曰：“紓難傾家第一人，共和締造幾元勛。釜嗚鐘棄尋常事，且作微員救赤貧?！?/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