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種田劃不來，不如租給老侯種”、“讓你一心無牽掛，天南海北發(fā)財去”，在湖北大冶，流傳著這樣幾句順口溜。老侯也成了大冶遠近聞名的人物。

　　老侯，真名侯安杰，2000年至今，他租種了跨大冶、陽新2個市縣，8個鄉(xiāng)鎮(zhèn)，33個村的2.3萬畝流轉農田，與近2萬農戶簽訂了土地流轉合同，創(chuàng)下了全國農民種田面積第一，成為了全國的“種田大王”。有農業(yè)專家經過考察，老侯種田年收入保守估計也有100萬元。

　　然而，在湖北，“種田大戶”并非侯安杰的專利。據湖北省農經局2007年統(tǒng)計顯示，1000畝以上的種田大戶多達80家。

　　一面是106國道，一面是田地，這棟普通的兩層住宅樓，就是“種田大王”老侯的家，現(xiàn)在兼作“公司”辦公室。這個尚未掛牌的“種田公司”有些與眾不同，勞作地點分散在33個村的2萬多畝的田里，300多名雇員都是外地農民。

　　“老總”侯安杰今年51歲，地道農民出身。他說，自己早已不下地種田了。不過，從吉利車里出來的他，還是農民本色：白色襯衣，挽著褲腿。除了公司雇員稱他“侯總”外，村里人仍叫他老侯。

　　老侯的手機還是那種老式的黑白屏幕的諾基亞，每隔10分鐘就會進來一個電話。

　　鄉(xiāng)親找路子托老侯種地

　　在大冶，人人都知道老侯是把“種田好手”，很多鄉(xiāng)親都托關系，找路子，把家里的幾塊地托給他種。

　　老侯常說自己是農民，農民素質不高，大道理是不用講的，摸摸自己的褲兜鼓不鼓是真理。他給農戶算了一筆賬：每戶單打獨斗耕作1畝田，耕田人力畜力100元，種子、化肥、農藥100元，插秧100元，管理50元，收脫運100元，其他雜費60元，總成本510元。1畝田按600斤稻谷產量計算，9毛錢1斤也只賣540元，除去成本還落30元。

　　明眼人都看得出老侯的精明，他明顯算多了成本，算少了收益。在別人看來，這只是廣告策略。

　　老侯每畝100~150元租金，返還每畝四五十元錢的糧食補貼。多多少少打動了不少拋荒進城的農民，“在家種田劃不來，不如租給老侯種”自然而然成了一句口號。

　　脫去農民的外殼，老侯身上有著商人獨有的特質。農戶和干部搶著把田租給老侯，還在于他每簽訂一畝地的合同，就先交一筆15元的風險抵押金。如果村里在5年合同時間內，能夠提供保障和服務，就不收回，如果什么事都不做，他就收回。

　　另外，每畝地的100元~150元租金直接打到農戶的一卡通上，憑卡取錢，省去了中間環(huán)節(jié)，“以前就吃過這虧，錢被村委會花光了。”

　　開車轉一遍土地要兩天

　　老侯土地規(guī)模經營始于2000年，他承租過林地，種過蔬菜，種過水稻，8年來，積累了一筆不小的財富。2007年，老侯承租土地9280畝，今年他一下子擴大了水稻面積4000多畝，擴大蔬菜面積5000畝。“今年6月底，我又拿到了4000多畝地，現(xiàn)在總面積已經達到2.3萬畝了。”老侯說話時口氣很大。

　　老侯承租土地，要簽一個母合同，附帶很多子合同。母合同是和村委會簽訂的，子合同指的是村民們在母合同上的簽字畫押，同意出租。他笑言：“如果一家一戶地簽合同，這1.8萬戶，我從正月初一到臘月三十都簽不完。”

　　老侯的2.3萬畝土地，用他的話說，這些田“遠在天邊，近在眼前，若想把所種的田全轉一遍，坐小車要兩天，騎摩托車要個把星期。”

　　農科院教授也跑來種地

　　這么大的“盤子”，還真不容易玩轉。有人把他的管理模式總結為“金字塔”式：“金字塔”的最頂端是老侯，下設三個組長，一般情況下，老侯只和三個組長進行交流。組長下面就是11個生產隊長，這11個“中層”調動300多號雇員。

　　老侯手下的長期雇員幾乎全部來自外地農村，農忙時節(jié)的“應急工”則多是本地農民，最多的時候，一天招兩千多人。他告訴記者，核心管理層的三個組長都是來自外地的，“本地人不好管理”，這算是這么多年總結出來的經驗。

　　他的生產管理模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與生產能手三七分成，產量和效益掛鉤。生產能手提供技術和勞力，他提供種子、化肥、農藥等生產物資，收獲后，生產能手得三他得七。一個種田能手一年下來可賺3萬元。這種模式走的是“大生產”路線：統(tǒng)一規(guī)劃、統(tǒng)一耕整、統(tǒng)一播種、統(tǒng)一管理、統(tǒng)一收割、統(tǒng)一銷售和統(tǒng)一結算。

　　另一模式是，將土地轉包給生產能手，生產能手自己生產，自負盈虧。

　　他的財務管理雖然原始但很規(guī)范。他當老總，妻子做會計兼出納，兒子負責申請分配。生產隊長有100元開支權，超額需請示，發(fā)票給老侯兒子，兒子交老侯簽字，簽字后找他媽拿錢。

　　湖南農科學院的一個教授，在老侯這里授課后，產生了種地的沖動，帶著剛剛大專畢業(yè)的兒子來到了這里。老侯轉包了560畝土地給他們，這次的收益分成略有不同，“我得七，他得三”，他“狡猾”地說：“如果他的畝產量超過1000斤，收益分成就顛倒過來。”

　　“沒有激勵，怎么有提高啊?”老侯說。

　　雖然沒有很多理論知識，但老侯喜歡打比方，他說，農作物其實和人一樣，都是有生命的，需要善待。他種植的是普通的蔬菜、水稻，為什么賺了大錢?

　　這幾年，他長年聘請4名農技專家，組長、生產隊隊長都是經過篩選的種田能手。而機械化的耕作也是他成功的保障。這幾年，他在農機上投了上百萬資金。他家現(xiàn)有大型拖拉機4臺、聯(lián)合收割機4臺、大小旋耕機7臺、機動噴霧器48臺、柴油機12臺。

　　說起困難，老侯說，不怕鬼，不怕神，就怕農民來要地。“在農村這么多年，太了解了。一般都是與農民簽訂的5年合同，很多人根本就不管，回來就要地。”

　　哪兒有地 老侯就往哪兒跑

　　說到打算，老侯說，哪里有地，他就往哪里跑。目前他已談妥了海南一塊幾千畝的地，如果廣東有地，他也會考慮。

　　“侯安杰能夠有今天的成績，除了他個人的能力和靈活的頭腦外，更主要在于他遇到了好政策，抓住了好機遇。”社科院農村發(fā)展研究所所長張曉山這樣評價。“2003年《土地承包法》的實施，提出在穩(wěn)定承包經營權的基礎上，不改變土地的農業(yè)用途，可以依法、自愿、有償流轉土地。有了合法保障后，侯安杰適時出現(xiàn)了。”

　　然而，也并不是每一個人都為侯安杰感到樂觀。2000年向國務院總理直書的李昌平說，侯安杰現(xiàn)象只能在短期內實現(xiàn)，一旦民工回流，找他要地的人多了，規(guī)模生產也許就難以為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