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鏞定下劉家的一條家訓：“后代要讀點書”。他的長孫劉承干肩負起了搜集資料，購買圖書的重任，于是劉家的歷史在這里拐了一個彎。

　　主講 │ 錢文忠 供稿 │ 浙江衛(wèi)視《江南》欄目組

　　劉家，從老太爺劉鏞“神話”般的創(chuàng)業(yè)、崛起，到第二代“進士商人”劉錦藻以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非凡業(yè)績，已經成為近代江浙一帶聞名遐邇的商界巨擘。

　　然而上個世紀初的中國社會，驚心動魄的巨變讓“進士商人”劉錦藻躲進了西湖邊上的堅匏別墅，一門心思地著書立說。而此時，作為劉家第三代的劉承干肩負起了搜集資料、購買圖書的重任，于是劉家的歷史在這里拐了一個彎。

　　劉家長孫

　　在劉家第三代“承”字輩中最負盛名者莫過于劉承干。他的不同凡響之處，是在南潯建造了一座近代中國最大的私家藏書樓——嘉業(yè)堂。

　　劉承干，是劉鏞次子劉錦藻的大兒子，生母是號稱南潯“小金山”的金家小姐。因為其伯父劉安瀾早逝無后，就在4歲時過繼給了大房劉安瀾。

　　對于長孫劉承干來說，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應該是較特殊的一年。老太爺劉鏞駕鶴西去，18歲的劉承干成了劉家財產的首位繼承人和主持者。

　　沒有找到確切數字表明劉承干究竟繼承了多少財產，但僅房地產一項，就遍布上海、杭州、莫干山、揚州、青島、漢口和長沙等地。民國17年(1928年)4月出刊的《上?？偵虝T錄》，排列了當時最具規(guī)模的16家房地產大戶，劉承干和他兩個叔父劉梯青、劉湖涵皆榜上有名，且名列前茅。劉家兄弟在舊上海房地產界的整體規(guī)模或許不亞于號稱上海灘第一房地產商的猶太人哈同。

　　然而劉承干并沒有繼承上輩人經商的天賦，倒是把老太爺的一條家訓，即“后代要讀點書”前所未有地繼承并發(fā)揚光大了。

　　唯書是嗜

　　作為長房長孫，劉承干自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幼年入讀南潯鎮(zhèn)上的“潯溪書院”。與大多數讀書人一樣，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劉承干參加科舉考試，一舉成功，中了秀才。然而也就在這一年，清政府正式下令廢除持續(xù)了約有1300年之久的科舉制度?？瓷先?，劉承干金榜題名的夢想被擊碎了，卻也使得中國文化史上少了一個碌碌無為的文人官僚，而多了一個名聞南北的大藏書家。

　　湖州素有藏書之風，民間多藏書家。劉承干自稱：“生平嗜書，與世俗之珠玉貨財同。”身在商人世家，他對買房買地毫無興趣，買起書來卻是一擲千金，毫不痛惜。

　　1910年，劉承干29歲，清廷農工商部在金陵(今南京)舉辦南洋勸業(yè)會，南潯鎮(zhèn)的生絲獲多種最高獎，作為地方工商界的代表，劉承干應邀參加。結果“實業(yè)”未見有何“勸進”，倒被“狀元樓”一帶的書鋪所迷，舊版書買進不少。書商們見來了這樣一個不惜重金購書的闊主顧，大喜過望，等他回家后，專程送書上門的書商就絡繹不絕了。

　　第二年，就是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fā)，這場革命讓多少有些遺老遺少情結的劉承干束手無策。除了追隨皇帝溥儀，他不知如何應對城頭變幻大王旗的動蕩政局。人心惶惶之際，劉承干攜家眷避亂上海。

　　這時候的劉承干經常和一群從各地流亡上海的前清遺老交往，這些曾經的顯貴有家道中落的，就開始變賣家中的珍藏。對于那些賣書的，劉承干從來是慷慨解囊、照單全收，與此同時，他也學到了不少藏書知識。這一時期，不少珍善秘本也通過種種渠道流入劉承干手中，使他在短短六七年里，集中了當時藏書界的精華。

　　有些書本來是花錢也無法買到的。由于當時北洋軍閥混戰(zhàn)，設在北京的國立清史館經費捉襟見肘。于劉承干來說，清史館的窮倒成了一件“好事”，掏點錢，捐點款，名譽纂修的帽子很輕松地戴到了頭上。有了名頭，他自然可以出入史館，目睹夢寐以求且秘不示人的珍籍，更重要的是還被允許出資錄副。于是劉承干斥金近10萬，抄錄了《清實錄》、《清史列傳》、《國史》、《湖錄經籍考》等“秘籍”。

　　第一藏書樓

　　1920年，劉承干在上海的“求恕齋”再也無法容納他的藏書了。于是稍經醞釀，劉承干便想到了這樣一個豪舉：利用南潯劉氏家園，興建一座規(guī)模巨大的藏書樓，與寧波天一閣遙遙相對。在家族觀念濃厚的劉承干看來，只有將藏書樓建在家鄉(xiāng)，才能使藏書永遠流傳下去。

　　藏書樓在1920年冬破土動工，花錢12萬，歷時5年終于落成。它占地20畝，四周開河，整座書樓磚木結構，中西合璧的兩層樓。平面呈“口”字形，中間正方天井占地兩畝，天井里方磚鋪地，不生一根雜草，是為夏季曬書所用。

　　嘉業(yè)堂曾有宋本79部，元本84部，共計163種(其中完整的有106種)。當年，劉承干對其中最著名的4部宋版史書《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極為珍愛，還特地在嘉業(yè)堂中辟出“宋四史齋”以珍藏，隨時向來往的客人展示，以顯出收藏的不同凡響。而明代的《永樂大典》，此書經八國聯(lián)軍劫毀，僅存800余卷，300余冊，而劉承干居然收藏有88卷，42冊，占存世卷的11%。

　　藏書樓落成后，大江南北的書商紛紛聞風而來，為了鼓勵書商繼續(xù)送好書來，劉承干則是照單全收。至1930年左右劉氏停止購書時，總藏量已有二十萬冊六十萬卷。

　　大名鼎鼎的天一閣全盛時期，藏量也只有七萬卷。以我們現在的眼光來檢視80多年前的劉氏藏書，那無疑是一座中華民族古代珍籍的寶庫。作為書樓，嘉業(yè)堂還為防火、防潮、通風做了周密的設計。劉承干甚至斥資千元，購置了最先進的“震旦”滅火機，放在消防室內，以便隨時使用。

　　“傻公子”的貢獻

　　魯迅先生曾戲稱劉承干為“傻公子”。然而最被人笑為“傻事”的是，這位傻公子不光花傻錢買書，而且買來的即使是“海內秘籍”，也從不自秘。

　　嘉業(yè)堂藏書樓內辟有專門的閱覽室，只要有熟人或名人介紹，都可以來此借閱抄錄，連珍貴的宋元刊本都可以借抄，甚至借出翻印。有學者為了抄書，在樓中一住數月，連膳宿都由劉承干負擔。同鎮(zhèn)的另一位藏書家也曾花了兩年時間，向他借抄了一部100多萬字的文集。劉承干對待私家藏書的這種開明態(tài)度，實在是對歷代藏書家“深藏秘守、唯恐人知”這一觀念的超越。

　　劉承干藏書還有一個與眾不同之處，他不以自己賞玩為藏書目的，相反卻雕版刻印，廣為流傳。嘉業(yè)堂刻書在社會上產生巨大反響后，不少專家學者為支持劉氏，紛紛提供底本，更有人把祖?zhèn)髅馗遑暙I出來。孤本求之不易，完整的孤本求之更難，作為一位嚴肅的刻書家，劉承干絕不粗制濫造，每遇底本殘缺，他總是百計搜求，薈萃以傳。劉承干刻書還講究包裝，雕版是選上好的紅梨木，紙張也用上好的紙張，印刷鋪也都是國內著名的店家。所以嘉業(yè)堂刊印的書籍，以精確典雅聞名于時。

　　半個多世紀之后，劉承干的孫女留學德國，看到慕尼黑圖書館里藏有線裝書，就問工作人員，有沒有中國嘉業(yè)堂刊刻的書？工作人員說沒有，因為嘉業(yè)堂的刻印本太貴了，不是按冊論價，而是按照頁數來計價的，可見其價值之高。

　　但是劉承干當年刻印圖書沒有一點盈利的打算，起初只要有人登門求書，他都來者不拒，免費送人。后因求書人太多，才定價出售，但對友人仍繼續(xù)贈送。劉承干甚至為此一度專門雇了一名職員，他的任務，便是把印好的書，保存到嘉業(yè)堂東面的一間大洋房里，逢到有人來討，由他負責郵寄，連郵費也是白貼。

　　劉承干不僅是民國藏書冠軍，也是刻書最多的出版家，而且他還刻了一批民間很難看到的清代禁書。魯迅先生極為欣賞：“對于這種刻書家，我是很感激的，因為他傳授給我許多知識?！庇终f：“有些書則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會刻的?！?/p>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

　　現實中平凡、孤寂甚至有些落伍的劉承干，在藏書、刻書的表象后面，還是有著呵護、珍愛文化的樸素愿望。

　　據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周子美(曾在嘉業(yè)堂藏書樓任編目主任八年)回憶，劉承干曾經給他算過一筆投資藏書、刻書的賬：建嘉業(yè)堂藏書樓12萬，購書30多萬，刻印書20多萬，聘人編、校、抄、鑒定等10萬，總計80多萬。而80萬，是當時可在上海買十余座花園洋房的代價，在當時，除了像劉承干這樣的江浙巨富，誰能做得到呢？嘉業(yè)堂是中國私人藏書樓史上的絕唱，也是20世紀藏書文化史上的豐碑。

　　劉承干在興建嘉業(yè)堂之初，也是極其希望自己親手創(chuàng)辦的這個藏書樓能夠避免歷代藏書家藏書“終歸流散”的結局，子子孫孫傳下去。然而，嘉業(yè)堂只鼎盛了10年左右而已。

　　抗戰(zhàn)時期，侵華日軍一路南下，到處燒殺搶掠。南潯鎮(zhèn)上十室九空，南潯“四象八牛七十二只金黃狗”的宅第和園林，大多已成廢墟，而唯獨劉氏家廟及小蓮莊和嘉業(yè)堂未遭兵火之毀，這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一直是個謎。個中原因，由于至今沒有合理的解釋，由此產生了各種傳說。

　　一種姑且稱之為“送書得福說”。據說是日本有一著名漢學家松崎鶴雄，抗戰(zhàn)前多次來信向嘉業(yè)堂討書。劉承干一向樂意把書作為上等禮品送人，日本漢學家熱衷中華文化，自然也是有求必應?？箲?zhàn)爆發(fā)以后，在杭嘉湖地區(qū)的日軍司令官“牧少將”，據說就是漢學家松崎的小舅子，所以松崎拜托他，務必要保護嘉業(yè)堂及其藏書。

　　另一種說法是：劉承干深知日本人搜羅中國古籍的習慣——一重版本，二重全帙，好完整而惡殘本。所以在日軍到達南潯后，劉承干通過賄賂偽軍，偷偷用船將三萬余冊珍本善籍運往上海寓所。實在無法運走的，他又將每部書抽去第一冊，將它們藏入南潯老宅的天花板之上。所以日寇因此認為書樓價值不高，再加上松崎與劉承干相識的關系，做了個順水人情。

　　隨著近年來許多重要的歷史資料重見天日，還有學者專家提出了“掠奪陰謀說”，認為當時提出要保護嘉業(yè)堂的那位日本漢學家松崎鶴雄，曾經做過日本主要侵華情報機構滿鐵大連圖書館的顧問，也曾經為了搜掠中國珍籍四處奔走。他對南潯嘉業(yè)堂藏書可以說早就垂涎三尺。據當時滿鐵大連圖書館館長柿沼介透露：“松崎的確給牧少將打了電報，請他命令南潯駐在地士兵嚴加防范，將管轄下的南潯劉氏藏書控制在手，并找機會調集出來。”日本人對嘉業(yè)堂的所謂保護，歸根到底，還是一個文化掠奪的陰謀。

　　雖然嘉業(yè)藏書樓一度成了日軍的兵營，荷花池里停泊著汽艇，但還是在炮火硝煙中奇跡般地保存了下來，成為江南眾多著名藏書樓中的幸存者，原因至今撲朔迷離。然而藏書的流失已不可挽回。

　　1940年至1941年，因為戰(zhàn)亂，家中的經濟情況急轉直下，“傻公子”劉承干為了應付一大家子的浩繁開支，準備出售一部分藏書。當時日本人也聽到一些風聲，從10萬開價至60萬，均被劉承干婉拒了，最終將明刊本1200余部，鈔校本36種出讓給中央圖書館，現在臺灣。

　　到了解放前夕，嘉業(yè)堂僅剩書籍11萬余冊，雜志3000余冊，自刻書2萬余冊。嘉業(yè)堂大量珍貴書籍“自我得之，自我失之”。這應該是劉承干很不愿意看到的一幕。于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二年，1951年11月19日，劉承干致函浙江圖書館館長張宗祥，“愿將書樓及四周空地并藏書書板連同各項設施等悉以捐獻”浙江圖書館。

　　開枝散葉

　　“四象”之一劉氏家族的神話，似乎已經煙消云散了，但今天，當人們以現代的眼光審視劉家近半個多世紀的狀況時，仍能感受到一種“大象”級別的震撼。這主要是劉家眾多的博士、教授和專家們造成的整體效應，是劉家讀書傳統(tǒng)的延續(xù)。現在的南潯劉家，儼然已成了一個學術型和藝術型的大家族，散居在世界各地，他們之中有研究衛(wèi)星軌道理論及天體力學的航空航天專家、飛行員、醫(yī)學家、化學家、藝術家、好萊塢攝影師……有意思的是，在經濟實業(yè)方面有所建樹者卻極少。

　　在將近150年的時間中，一個江南水鄉(xiāng)的儒商家族從南潯古鎮(zhèn)走向十里洋場，甚至飄洋過海，他們所經歷的盛衰沉浮實在是讓后人可以咀嚼再三。